出来。
奶奶疯狂地给我捶背，骂道：「让你馋！」那会儿她老已搬到我们院来，住在我曾经的卧室。
我嘛，被撵到了楼上——那种干燥粗粝的粮食霉味萦绕于我脑海
中，至今挥之不去。
东院却空了许久，直到九九年那年冬天蒋婶一家才搬了进去。
我的理解是他们在何仙姑附体和爷爷老死间作出了某种权衡。
而这，总体上是成功的。
尽管2000夏天，二刚的死亡将被何仙姑归咎于此次不合时宜的迁居。
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父亲出狱后在家沉默了好久。
光那个闷坐在沙发上的经典姿势都持续了两三天。
后来他索性躺了下去。
奶奶整天唠唠叨叨，时悲时喜时怒时怜。
母亲却听之任之。
我甚至很少见她和父亲说话，连喊人吃饭都要劳我大驾。
那阵正逢奥运会预选赛最后一场，姚明初露峥嵘。
看得出来他与黄金一代同场时，默契度还是不够。
本质上讲，法国虽然被压了半场多，但最终逆天发挥，爆冷中国队。
然而不知为何，就这一溜屁的闲暇空隙，我也觉得杵在家里别扭。
父亲回来的当天我俩唯一的对话是：「林林」「嗯」此场景发生在吃晚饭时，具体动作是父亲给我递来一个馒头。
而直到第二天一早上厕所猛然撞见父亲时，我才叫了声爸，仿佛这才发现他是我亲爹似的。
父亲叼着烟，边往外挪边提裤子。
他惊讶地说：「起这么早？！」其时天已蒙蒙亮，母亲也做好了早点。
我只恨自己不能边吃饭边蹬车。
记得有好长一段时间，对父亲，我们绝口不提。
唯一的例外是三月初的一天，小舅妈拎来一袋炸鱼块。
正当我大快朵颐之际，她问及父亲的近况。
我扒着白饭，连头都没敢抬。
母亲叹口气，说还是老样子。
「那咋行？」小舅妈有点急，片刻后却又说：「也是，刚出来，总要有个适应过程」她这话倒没错，只是父亲适应的时间略长了点。
大概过了三八妇女节，他老才出去找活。
先是搭雨棚、装塑钢窗，后又跟某个老舅修了几天摩托。
建筑队也混过，费力不假，但相对来说工资还凑合。
可惜这砖头水泥也就自家建房时摸过，父亲自然与泥瓦匠无缘，只能当小工。
下班回家他死人般瘫在沙发上的样子我至今难忘。
零工终究不是长久之计。
父亲后来声称要去哪哪打工，在举家反对的情况下只好不了了之。
到零零年四月天空高远之时，村东头的巨大扁平建筑里终于再次响起了猪崽的哼唧（虽然好景不长）。
望着那几十头圆滚滚的蠢东西，我竟涌出一种难言的喜悦。
至于本钱打哪来，我却从没想过。
自打父亲出狱，母亲就没肯再让我上工地，「学习要紧」。
当时母亲的月工资也基本都要拿去还债——为此父母还吵过几架。
母亲不想拖欠任何人，父亲却觉得「反正都借了，还了就是，也不差那几天」。
至于父亲挣的几个散钱，刚够补贴家用——也幸亏我有个铁打的奶奶。
直到2000年秋天拆迁安置方案下来时，奶奶才不小心说漏了嘴：父亲揣了口杀猪刀，挨门挨户地讨回了所有已黄和将黄的赌债。
对此，母亲自然不知情。
不可避免地，在拆迁安置上，父亲故技重施。
家里本来有两座红砖房，可惜卖出去一座，更为关键的是买主已经搬了进去。
而父母和我都是城市户口，怎么安置就成了难题。
那年夏天征地时，撇开养猪场，5亩地拢共也才补了几千块钱。
父亲不愿「冤情重演」，「万般无奈之下」（奶奶语），只好诉诸杀猪刀了结此事。
遗憾的是这次不太走运，奸诈的村干部跑学校向母亲告发。
于是当晚家里就炸开了锅。
至于锅是如何炸开的，我呆在学校，没能亲眼目睹，自然也不敢妄言。
只记得一个周六下午，我推车进门时，那口用了将近十年的铁锅就四分五裂地躺在凉亭的石凳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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