混了几天日子，他索性拍屁股走人，在我们村东头桔园承包了片地，建了个
养猪场。
第二年在老宅基地上起了两座红砖房。
因为交通方便后，村里环境又好，市区的房子就空到那里，一家人都搬回村
里住了。
当然，其实我童年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农村度过的。
母亲有时上课忙，只能把我撇给爷爷奶奶。
后来在城里上小学，也是爷爷或母亲每天接送。
父亲的事让一家人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。
爷爷四处托人打点关系，最后得到消息说要责任人跑了，担子当然落到父亲
头上，号子肯定得蹲，至于蹲几年要看「能为人民群众挽多少财产损失了」，「
谁让命不好，赶上严打」。
上大学之后，我才知道９７年修刑后的新一轮严打，我父亲就是受害者。
父亲办养猪场几年下来也没赚多少钱，加上吃喝「嫖」
赌（嫖没嫖我不知道），所剩无几。
家里的存款，爷爷奶奶的积蓄，卖房款（市里的两居室和宅基地上的一座自
用房），卖猪款，卖粮款，造纸厂的废铜烂铁，能凑的都凑了，还有１２万缺口。
当时姥姥糖尿病住院，姥爷还是拿了３万，亲朋好友连给带借补齐５万
，还缺４万。
这真的不是一笔小数，母亲当时１千出头的月工资已经是事业单位的最高水准了。
家里不时会有「债主」上门，一坐就是一天。
奶奶整日以泪洗面，说都是她的错，惯坏了这孩子。
爷爷闷声不响，只是抽着他的老烟袋。
爷爷也是个能人，平常结交甚广，家里遭到变故才发现没什么人能借钱给他。
母亲整天四处奔波，还得上课，回家后板着一张脸，说严和平这都是自己的罪自己受。
一家人里最平静的反倒是我。
最初郁闷的哭过几次鼻子，后来也就无所谓了。
最难堪的不过是走在村里会被人指指点点。
当时学校里来了个新老师，教地理兼带体育，在他的怂恿下，我加入了校田径队，每天早上５点半都得赶到学校训练。
母亲４点多就会起床，给我做好饭后，再去睡个回笼觉。
她已经许久没练过身形了，毯子功不说，压腿下腰什么的以前可是寒暑不辍。
有一天匆匆吃完饭，蹬着自行车快到村口时，我才发现忘了带护膝。
为了安全，教练要求负重深蹲时必须戴护膝。
时间还来得及，我就又往家里赶。
远远看见厨房还亮着灯，但到大门口时我才发现门从里面闩上了。
我敲门喊了几声妈。
不一会母亲就开了门，问我怎么又回来了。
我说忘了带护膝，又说厨房怎么还亮着灯，我走时关了呀。
这时，从厨房出来了一个人，矮矮胖胖的，似个不倒翁，小眼大嘴，是我姨夫。
我也没多想，打了声招呼，拿上护膝就走了。
姨夫是邻村村支书，手里多少有点人脉，这时来我家，肯定是商量父亲的事。
父亲出事后来家里串门的亲友就少多了，以前可是高朋满堂啊。
姨夫可谓我家常客，而且听说他也经常到养猪场耍耍。
说实话，母亲对这个人一直评价不高。
所谓家丑不外扬，不清楚的，以为是张家姐姐看中了陆家的人脉和钱财。
实际上，却是张凤棠还在读中学那会，被这个陆永平不知道耍了啥手段，灌醉后弄到床上给肏了。
后
来陆永平拿着钞票软泡硬磨，张凤棠一个中学生，哪里招架得住。
尽管百般不愿，却还是让这个陆永平得手了几次，居然把肚子给搞大了。
当时母亲一家和陆永平闹翻了天，也就我外公好面子，才没闹得邻里皆知。
后来权衡再三也实在是没了别的法子，张凤棠只得辍学嫁给了陆永平。
当初因为年龄不够，没领证就摆了个酒。
知道内情的母亲，因此就恨上了这个陆永平，从没给过好脸色，也经常骂父亲少跟陆永平混一块儿。
又过了几天是五一劳动节，为期５天的全市中学生运动会在平海一中举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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